股票配资交易是否真实 晚潮| 刻在崖壁上的黄老之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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处州（今丽水）的摩崖石刻，散落在南明山、仙都、石门洞的崖壁与洞壁之间，现存400多处。这些刻于石上的文字，既是一部凝固的山水诗，又是一部可触摸的历史。众多石刻中暗含有一个明显的主题，就是“黄老之学”，这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。

自司马迁《史记·封禅书》记黄帝铸鼎荆山、乘龙升天，后世附会其处为鼎湖，南朝谢灵运在《游名山记》中，记录了“孤石干云”的缙云山，并说“古老云，黄帝于此升天”以来，以缙云仙都为中心的处州山水便与黄老思想结下了千年不解之缘，至今成为南方黄帝文化传播中心。

黄老之学，托名黄帝，实则以老子之“道”为本，兼采黄帝治国安民之“术”。它上可以治国、中可以治心、下可以治身，自战国末年盛行于士大夫群体。处州的摩崖石刻，恰好把黄老之学的这三个面向一一定格在崖壁之上。读这些崖壁上的文字，便是读一部写在石头上的处州黄老文化发展史。

鼎湖峰下常居敬“鼎湖胜迹”石刻。

一、从葛洪的“灵崇”等看黄老之学在处州的流传

处州城南的南明山，因地处唐宋处州州治小栝山（今万象山公园）正南面，居后天八卦之“离”位。离为火，为日，乃大明之象，故曰“南明”。《周易》所谓“明两作，离，大人以继明照于四方”，正合此山格局。道家十大洞天，括苍山占其一；而南明山又因葛洪的关联，被称作“南明洞天”，是处州与黄老最早结缘的地方。

把黄老之学在处州的流传上推到东晋，凭的是一方“灵崇”摩崖。葛洪（283—363），字稚川，自号抱朴子，丹阳句容人，是东晋著名的道教理论家、炼丹家、医学家，葛玄的从孙。元代道士赵道一《历世真仙体道通鉴》记载：“葛仙翁尝炼丹于南明山，山有石室、丹灶遗迹。”明代王顺序《南明山记》亦载：“亭正倚崖，葛仙隶书‘灵崇’二字，犹可摹阅。”光绪《处州府志》载，南明山仁寿寺“后有葛井，相传葛洪炼丹处”。这口古井至今尚存，相传古时井有两口，一温一寒，故称“阴阳井”，正是葛仙翁炼丹取水之处。

“灵崇”二字，刻在南明山云阁崖正中的石壁上，每字约一尺见方，笔力雄浑，结构严谨。问题在于，这两个字没有落款，究竟是不是葛洪真迹？

北宋绍圣四年（1097），处州知州刘泾在字旁刻下一方书赞，给了关键证据。据《处州金石》可辨识的残文，书赞末尾赫然写着“葛仙翁真迹”，又有“灵崇故挥扫，缥缈神飞惊”之句，对葛洪书法推崇备至。

清代《括苍金石志》因此认为：“或以其无款而疑之，今得巨济一赞，北宋人已称仙翁真迹矣。”民国十四年（1925）丽水县知事李钟岳摹刻加深字口时，在题记中称其“为葛仙翁真迹，风霜剥蚀，几成没字之碑”。清代朴学大师阮元把这方题字置于《两浙金石志》卷首，题为《西晋葛稚川南明山题字》——以阮元的学术地位，这是相当权威的认定。

“灵崇”二字本身，就是一部浓缩的道教思想。《说文解字》释“灵”为“巫也，以玉事神”，本义与祭祀通神相关。细看笔法更有深意：“靈”字“雨”字头为天，“巫”为沟通天人之人；中间原来的三个“口”简化为四点三横，“雨”为水，与下面的“灬”为火，合起来正是“水火既济”的丹道卦象；中间三横，暗寓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。“崇”字上部的“山”被写成三个“人”，三人成众，象征道家信仰得到众人尊崇。这样的结字用意，实非常人所能构思。

南明山“灵崇”石刻。

自此，南明山便成了历代文人到此必访之地。北宋绍圣年间，刘泾又请好友米芾书写“南明山”三大字，刻于“灵崇”之左；明代丽水知县萧辙请状元罗洪先在右侧题“丽水县”；明万历进士屠隆一句“括苍之胜推南明”，更使此山林名满浙南。

光绪十四年（1888），处州知府陈璚还在石梁下立了一方诗碑：“葛翁仙去也，何处觅丹砂？虹断石梁瀑，莺留山洞花。”葛洪早已仙去，而“灵崇”摩崖至今保存完好，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它以石刻的形式，见证了黄老之学在处州最早的扎根——不是停留在书斋里的玄谈，而是炼丹修道、投身山水的道家实践。

二、从叶清臣的“独峰山铭”等考历代对黄帝的祭祀

如果说“灵崇”代表黄老的个人修道面向，那么仙都的鼎湖峰与黄帝祠宇，承载的则是黄老“上以治国”的国家祭祀面向。

《史记·封禅书》记载，黄帝曾在荆山铸鼎，鼎成之后，有龙垂胡须下迎黄帝，黄帝乘龙升天，后世因名其处曰“鼎湖”。缙云仙都那座“屹然干云”的独峰，便被附会为鼎湖峰，成为南方黄帝文化的地理标识。

这一祭祀传统由来已久。东晋咸和年间（326—334），缙云山下已建“缙云堂”，是南方祭祀轩辕黄帝最早的场所。唐天宝七载（748），唐玄宗发了一道敕命：敕封缙云山为仙都山，敕改“缙云堂”为“黄帝祠宇”。仙都黄帝祭祀由此正式纳入国家官方信仰，与陕西黄陵形成“北陵南祠”的格局。括苍山成为道家十大洞天之一——“成德隐玄洞天”

入宋以后，朝廷祭祀愈加频繁，摩崖上留下了一连串实物证据。宋天禧四年（1020），宋真宗派大臣到仙都祭拜黄帝，将祈求国运昌盛的“金龙玉简”投于金龙洞。

宝元二年（1039），宋仁宗又遣两浙转运副使叶清臣专程赴缙云致祭。叶清臣字道卿，是北宋名臣，以文辞与吏干著称，此番以转运使身份奉诏，兼具朝使与监司的双重分量。他在鼎湖峰北侧镌下《处州独峰山铭》，这也是现存摩崖中最早的黄帝官方祭文：

黄帝车辙马迹，周遍万国，丹成云起，因瑞名山，则独峰之登固宜有是。会将漕二浙，行部括苍，道由仙都，亲访灵迹，慨然感秦汉之不自度也。驻马溪上，勒铭山阴：

于黄显恩，道崇帝先。隆三迈五，功丰德全。

脱履厌世，乘云上仙，缅彼飞龙，格于皇天。

虐秦侈汉，鏖兵事边。流痛刻下，溺作穷年。

昭是古训，跋于岩巅，宜尔灵仙，孤风岿然。

宝元己卯转运副使叶清臣。

这篇铭文是理解宋代黄帝祭祀的一把钥匙。开篇“车辙马迹”，点出黄帝周游万国、鼎湖飞升的本土传说；“行部括苍”“亲访灵迹”则落回叶清臣巡视二浙、道经仙都的现实行迹，他“慨然感秦汉之不自度”，于是驻马勒铭。正文以对比成文：黄帝“道崇帝先”“功丰德全”，功成之后“脱履厌世、乘云上仙”，是无为而治、功遂身退的典范；反观秦皇汉武，“虐秦侈汉、鏖兵事边”，穷兵黩武，给天下带来“流痛刻下、溺作穷年”的深重苦难。借“格于皇天”的超越视角，铭文揭示出政治伦理的根本——统治的合法性不在武功疆域，而在“道崇帝先”的德性传承。它不止是一篇祭文，更是叶清臣借致祭黄帝，向后世官员传递的为政镜鉴：当效法黄帝与民休息，方能“孤风岿然”。

叶清臣“独峰山铭”石刻。

叶清臣之后，这条官方祭祀脉络绵延不绝。治平二年（1065），宋英宗下诏以黄帝祠宇为核心扩建宫观，赐名“玉虚宫”，使其成为祭祀与道学活动的共同中心。

绍兴五年（1135），天下大旱，宋高宗急急下诏，遣杨景等到仙都祈雨。仙水洞摩崖题记如实记道：“是日既祷祠下，甘雨踵至，合境告足。”这与《宋史·高宗本纪》所载“以久旱，减膳、祈祷”恰相印证。

淳祐六年（1246）清明前，宗室赵性夫因公到仙都，极可能代表官方致祭，事后在仙水洞以泉水煮茶，留下“形虽留而足将举”的飘然之想；南宋宰相李纲的胞弟李仲辅也曾造访玉虚宫，与道士同游，足见士大夫与道教宫观互动之密。

仙水洞摩崖石刻。

有宋一朝，缙云地方官员每逢上任或离职，均要祭拜黄帝，几成惯例。绍兴二十六年（1156），代理知县虞似平上任伊始，即率县丞、主簿、县尉一众僚属游仙都、祭黄帝，摩崖石刻留于初阳谷内；咸淳元年（1265），知县王埴临行之际，率僚佐与诸生行舍采之礼，祭祀黄帝与孔子，作《小蓬莱歌》勒石相赠，刻于小赤壁；处州知府安刘于开庆元年（1259）奉旨改建玉虚宫大门朝向，景定元年（1260）卸任返乡途经仙都，特到玉虚宫祭拜，留名于仙水洞内，自谓任内为宫观办成大事、问心无愧。

明万历十九年（1591），浙江巡抚常居敬又偕布政使、按察使齐聚鼎湖峰，留下“鼎湖胜迹”四个大字，把这一祭祀传统推向明代省级层面的最高规格。

清末，黄帝祠宇毁于战火，然民间祭拜从未中绝。1998年，缙云复建盛唐风貌的黄帝祠宇，重现“北陵南祠”格局；2021年起，祭祀大典升级为由浙江省人民政府主办，每年清明民祭、重阳公祭。从帝王遣使到省府县各级官吏，一代代人把对黄帝的敬意一锤一凿留在崖壁，构成了一条完整的官方祭祀记忆链。

三、从李阳冰的“倪翁洞”窥隐逸文化在处州的盛行

黄老之学的第三个面向，是士人在“无道则隐”时的精神退路，而处州隐逸文化的滥觞，要从仙都初阳谷的“倪翁洞”说起。

唐乾元年间（758—760），大书法家李阳冰出任缙云县令。他既为“黄帝祠宇”题写篆额，又在初阳谷岩壁写下“倪翁洞”三个篆书大字。“倪翁”是谁？相传即战国时期的计倪，又叫计然、文子，是老子的学生、范蠡的老师。越国吞吴之后，计倪隐居于缙云山中。

李阳冰“倪翁洞”石刻。

计倪与范蠡把老子形而上的“道”，与黄帝治国安民之“术”结合，开创了黄老之学，并且深谙“功成身退”的处世哲学，以善终为人景仰。

南朝谢灵运任永嘉太守时“搜缙云之遗迹”，说“古老云：黄帝尝炼丹于此”，这个传说很可能就源自计倪——他望见鼎湖峰上的车辙痕迹，便联想到黄帝炼丹、驭龙升天。

台湾学者陈鼓应指出，范蠡是“老学到黄老之学”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；而计倪与范蠡的亦师亦友，对开创黄老之学功不可没。

李阳冰本人就是一位“身在庙堂、心在山林”的典型。他酷爱缙云山水，希望能效法计倪隐居于此，在县治后山刻下“吏隐山”三字，又建“忘归亭”。但身为朝廷命官，终究求隐不得，于是郑重其事地写下“倪翁洞”三字，把对倪翁的向往刻在崖壁上。

清代阮元《两浙金石志》评说这类隐者：“以遁俗为高，而终以无名于后世，可谓获其志矣。”元至正版《仙都志》也说“昔有倪长官隐居于此，今失其名”——称其为“长官”，说明他出仕而后归隐；而“失其名”，恰是隐者“获其志”、处于“在传不传之间”的至高境界。

倪翁洞周边，此后成了历代士人寄怀隐逸的题刻长廊。壶镇南宫山的阮客洞，存有《阮客旧居诗》：“阮客身何在？仙云洞口横。人间不到处，今日此中行。”这阮客或为入天台山采药遇仙的东汉阮肇，或为“竹林七贤”阮咸之子、佯死弃官的东晋阮孚——其人虽不可考，隐逸的气象却跃然石上。

嘉定九年（1216），温州知府留元刚邀约同僚在仙都雅集，登倪翁洞、叩初阳谷，留下“睇空碧之石，想轩黄之驭，质疑祛妄，出有入无”的题刻，在山水游赏间寄托黄老的精神追求。

明代中后期，皇帝怠政、奸臣当道，多位缙云籍官员索性弃官归隐仙都，宁愿放弃高位和权势，也要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和精神自由。

力主抗倭、人称“铁面御史”的樊献科得罪权贵，四十六岁退居仙都，题刻“卜筑仙都，日憩此洞，我将老焉”；工部主事李键刚直耿介，得罪奸相严嵩，五十九岁乞归，与友人创办紫芝书院，知县郝敬为他题“铁城”二字；刑部主事李鋕因直言遭神宗御批“妄议国策”，樊问德在倪翁洞口为他刻“旭山”，题记称“历宦芳洁，抗疏折貂珰，奉身而退”；樊献科的外甥、遭排挤辞官隐居仙都龙耕路的郑汝璧，得到同年、浙江布政使龚勉题写的“枕流漱石”四字——语出《世说新语》，从此成为隐居的代名词。

龚勉“枕流漱石”石刻。

直到民国十七年（1928），曾任黄埔军校代理校务的何遂游仙都，仍在倪翁洞口题下“丹鼎依稀在，龙髯不可攀。言寻倪翁洞，我欲住名山”，于乱世之中，退隐仙都也成了一种遥不可及的向往。

从计倪的传说，到李阳冰刻石寄志，再到宋明士人纷纷到此寻幽寄怀，倪翁洞崖壁上层层叠叠的题记，完整展现了处州隐逸文化的源头。这种隐居并非消极避世——老子说“功遂身退，天之道也”，孔子说“天下有道则见，无道则隐”。古之士人正是在仕途得志时建功立业，在道不得行时守道修身，以山水安放独立的人格。

处州的摩崖，把黄老之学的“上治国、中治心、下治身”的精神内核镌刻于石壁。千百年过去，这些刻在崖壁上的文字依旧温润可读，让今人得以想见处州先贤进退出处的人生智慧——既懂得如何在庙堂之上修身治国，也懂得在山林之间安放一颗自由之心。

2026年10月14日，于重阳节之前

作者简介：卢朝升股票配资交易是否真实，丽水市政协文史专员。